钱钟书小说《围城》中，方鸿渐凭借买来的、根本就不存在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混迹高校的一幕，再次在中国上演，只不过这次不是那些已被无数次戳穿把戏的野鸡大学文凭闹剧，而是升级成为“院士”头衔。

    一个听起来似乎比中国科学院还要高一个级别的“国际科学研究院”，经记者调查发现存在诸多疑点：其声称的上级单位美国科学促进会表示与其并无关系，而成为客座教授或院士，似乎只需要交纳几千元的“通联费”。

    “野鸡院士”盛行并非一个简单的骗局个案，而是能透射出诸多社会问题。今年“两会”上，包括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等在内的多位学者加入了是否需要立法来遏制学术不端问题的讨论，学术道德失范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调查显示，认为当前学术道德失范愈演愈烈的学者占大多数。其中，认为近年来学术道德状况会日益恶化的学者约占17%，认为“不容乐观”的学者则占50%。

    世界级院士居然能通过几千元通联费就能买到，完全可以一眼判断出这是低劣的骗局。但是为何还有那么多“知识分子”甘心受骗买来一个“野鸡院士”？这里有着三重现实隐喻：

    第一，沽名钓誉，有名了就有钱。新闻中78岁的南昌退休干部龚秋声便是一例。这名老工程师一直自诩为民间科学家，但他已有的一切光环毕竟是“自诩”，这个“野鸡院士”的头衔会让他的成就升华，抬升身价。

    第二，任人唯“衔”，文凭高混得开。很多单位、企业、高校，都过度追求求职者文凭，而不是论实际能力用人。如此就给一些人钻了空子，他们挖空心思弄来假文凭假头衔混世。

    第三，诚信缺失，道德底线失守。造假的盛行，廉耻心的抛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已经到了失守的地步。

    “野鸡院士”折射出学术道德失范的泛滥，更是关系错综复杂的内部、外部多种原因共同“发酵”的后果。

    社会环境：歪风邪气蔓延至学术界

    学术道德失范与转型时期社会范围内的道德失范存在必然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直言：“我认为整个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诚信缺失。诚信缺失，各种造假就出现了，社会处在急躁、焦虑之中，这都是一切向钱看在作怪。反映在教育中，反映在学术界，就是急于发表文章、急于拿到学位、急于出版著作、急于评上职称、急于拿到奖项，甚至假实验报告、抄袭出来的假学位论文、假毕业证书也纷纷出笼。”　　

    体制建设：治理体系亟待强化

    应对学术道德问题，学术主管部门不仅开发了各种针对学术不端的检测软件，而且高校、科研机构也纷纷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出台了有关学术道德的规范、政策或试行办法等，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倡导学术规范、净化学术空气的作用。但是，它们为何仍与期望有一段距离？一些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学术界应对学术不端、学术道德失范的治理体系有待完善，所以此类现象会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学术何以失范》一书的作者、湖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江新华等还特别强调，学术道德失范的愈演愈烈某种意义上也源于目前学术体制对学术不端行为惩治的力度较小，一旦被揭发、查处，违规者所支付的成本太低，因此敢于铤而走险。　　

    文化因素：容忍和默许也是纵容

    多位学者表示，学术道德的不断恶化，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当事人和知情人对学术道德失范现象麻木接受、见怪不怪，由于种种原因不肯站出来揭发、检举。一些学者表示，这种容忍、默许态度对于学术道德失范问题的存在与升级也是一种纵容。科学精神必然要求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种默许、容忍的态度折射了科学精神的缺失。

    个别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委员出于“本位主义”意识对本单位涉嫌抄袭、剽窃等的当事人百般维护，使得举报长达数年甚至十余年无果，“护短”行为也令对学术道德失范不满的学者感到无能为力。
    曾以“欧美科研不端治理行为体系研究”为博士论文题目的合肥工业大学讲师胡剑认为，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治理体系建设起步较晚，欧美国家经过近30年的探索，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科研不端行为治理体系。

    胡剑认为，这些国家的情况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给我们以启示，一是需要尽快明确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治理体系的主导模式。如果决定采用政府主导的模式，那政府相关部门就需要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颁布具有强制性的法规政策，对于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以及调查处理程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果采用科研机构主导的模式，就需确立科研机构的主导地位，政府部门应该更多地从指导和服务层面开展工作。二是加强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的规范性建设。政府部门可以学习欧美国家出台规范性政策程序样本，在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举报、调查和处理流程中所应具有的环节，各环节具体的执行方法和处理时限，事件处理过程中各方利益的保护等方面，规范科研不端行为处理的过程。三是借鉴国外经验，建立较为完善的学术诚信教育体系。逐步建立“预防—识别—调查—处理”的较为完善的治理体系，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学术道德的总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