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假学历泛滥的问题呢？那就是要建立一个高成本的诚信体系。如果你的欺骗行为一旦被人抓住，哪怕只是一次屡见不鲜的欺骗，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失去了信任，也就失去了前程。”

　　7月12日，蒙牛乳业公司发布公告对该公司执行董事丁圣的学历进行澄清。公告指出，以往蒙牛的文件中对该公司执行董事丁圣的简历描述有误，董事会特此进行澄清，表示丁圣曾在南开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进修相关课程，而非毕业于该大学并持有其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这只是第一个站出来在公司公告中宣布修改简历的高管，更多关于简历的修改发生在公司网页、百科网站、出版社的声明中。据某百科类网站技术人员表示，近两天时间，就有近百位名人的简历被修改，修改的内容都是学历，并且修改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无疑，这些都是唐骏“学历门”之后的“余震”。

　　那么假学历现象究竟有多普遍呢？

　　7月13日，记者来到人民大学东门，在当代商城对面的过街天桥下，总有三三两两的人聚集在一起谈论着什么。正当记者好奇地走过去时，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拦住了记者的去路，神秘地耳语道：“要文凭吗？”记者随口问道：“你都有什么文凭？”“要啥有啥，你需要哪个学校的？什么专业的？本科还是硕士？”男子很自信地回答。为了试试是否如他所说，记者问：“听说未来资源与能源管理专业很有发展，你能不能帮我搞个这专业的博士文凭？钱好商量。”一听记者这么说，卖文凭的男子面露难色，“大哥，实话跟您说，这个专业国内只有清华大学有，还只有本科和硕士，要弄这专业的博士，只能是‘纯’假的，容易露馅，所以我不建议您搞这个文凭，不是钱的问题。”

　　没想到卖假文凭的都这么专业了，记者随后在网上查询代理文凭网站，几百页的查询结果让人目不暇接。记者挑选了一家名为“前程学历教育”机构的网站，不仅网页很正规而且还有全国咨询电话。一打开网页就看见“办上网文凭、办真实文凭”几个大字。旁边特意强调“诚信经营、服务至上、质量第一、服务一流”。

　　记者拨通咨询电话，并表明需要文凭的意思后，一位张老师询问记者需要什么专业的文凭，记者告诉他：“能不能办资源与能源管理专业的博士文凭？”张老师告诉记者：“这个专业国内没有博士授予权，目前只有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有该专业的博士。不过斯坦福大学太有名了，您办这个文凭有点太显眼。”他建议记者还是换个美国一般院校的MBA或DBA文凭，使用起来比较安全，价格也不贵，2万元就能拿下。在回答记者有关流程时，他说：“首先递交您的个人资料和照片，我们审核没问题后，您再交20%的订金，也就是4000元，之后，我们会把按您要求制作好的文凭证书寄给您，您验收没问题后再把余款给我们。” 他告诉记者，现在需要文凭的人很多，都排着队，如果早点寄资料、交订金，就能快点拿到文凭证书，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两周到一个月。

　　为了让“假证”更加真实，还出现了黑客直接侵入教育部门和高校的正规网站，按照个人和教育培训机构提供的信息数据，在网站后台数据库添加不存在的学历和证书信息。竟然使买家能得到可以在相关机构查询验证的高仿假证。

　　今年初，广东人事网的工作人员意外地发现，一山东黑客两次侵入广东人事网计算机系统修改学历，为假证“转正”，并添加了十多个虚假职称人员的资料。而北京教育考试院社会考试办公室原工作人员孟某，更是利用木马病毒程序进入北京教育考试院网上证书查询系统，直接篡改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

　　坊间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一种是“真的假文凭”，通过办假证而获得；另一种是“假的真文凭”，也就是文凭注水，而“野鸡大学”显然属于后者。

　　湖北的上万名中小学教师参加原湖北教育学院的远程现代教育，毕业后却获“假文凭”，文凭上标有教育部文号，却通不过教育部验证，只能在湖北省内通用。面对质问，教育学院回应：“这个远程教育是专门为省内中小学教师开办的，文凭只在省内有效。”

　　面对这种“地方粮票”性质的文凭，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严耕表示，这正是全民文凭膜拜形态的衍生品，这种现象在各地一些高校都有，没什么值得惊诧的。这种发“地方粮票”文凭的远程教育方式为假的“真文凭”提供了肥沃的生长土壤。

　　而境外的“野鸡大学”前几年就大摇大摆地进军中国。一些大学或学院随便向学生发出证书、文凭等，而证书或文凭又不会获得一些雇主或一般大学的承认。这些院校就被称为“野鸡大学”，还被更形象地称为“文凭工厂”。境外的“野鸡大学”，学生不用去当地读书，通过中文教学就可拿到国外学位。由“野鸡大学”颁发的学位以MBA最吃香，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灾区”。

　　假学历在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市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市场决定了供给，既然每家单位在招聘时都要求应聘者的学历，于是学历就成了能否获得工作机会的硬指标。

　　“我们的社会现实是没有文凭，就没有敲门砖！”严耕对记者表示，以文凭打天下的普遍意识，是驱使不少党政官员、国企领导、职场精英一窝蜂“攻读博士”的根本原因。“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人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所谓精英文化。如果在履历上没有耀眼的教育背景，那就是缺憾，是不成功、不完美的。这也是唐骏有意无意走进“学历门”的社会现实背景。

　　“就像要到我们学校当老师，就必须拥有博士学位，即便是个人才，没有博士学位也进不来。”严耕介绍，“为了那块‘敲门砖’，就有人不得不耗费几年时间，去攻读一个可能和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不太相关的博士学位，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此外，在一个单位，学历的不同意味着待遇的不同，博士小李毕业后来到北京一所大学工作，第一年基本工资4000元/月，房补2000元，而同单位的硕士基本工资和房补要比他少1000元。惟文凭是从的社会风气浸透到人们生活中。于是，为了获得所谓的成功，不少人甘愿铤而走险。

　　同时，储朝晖认为，学术权力被行政权力所代替也是假学历泛滥的原因之一。从1983年到现在，储朝晖一直在基层进行教育状况的调研。在他看来，很多单位存在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这些外行领导在招聘人员时，由于自己没有学术背景，因此无法从学术的角度对应聘者做综合考察，于是就要找到一个可以用来衡量人才的通用标准，学历可以说再适合不过了。

　　1949年以前，很多学校在招聘教授时都会成立招聘委员会，招聘委员会由各领域资深教授组成，当然也包括校长，那时的校长也是学术造诣很深的。应聘者的材料会在招聘委员会成员中传看讨论，然后，招聘委员会成员会根据应聘者的资历、学识、观点、能力综合考虑后投票，这样招聘的人才往往能力很强。但现在除了招聘，还有评职称、系主任产生都是由行政权力来决定，这就使学历更加成为必须的陪衬。

　　另外，在储朝晖看来，社会的功利化也是导致学历造假的原因。一个单位有不同的岗位，这些岗位要求的人才是不同的，比如前台可能只需要初中学历，秘书需要高中学历，而市场专员可能大专生就能胜任，技术开发人员才用的上本科、硕士或博士。只要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整个单位就会顺利地运转。但是，随着社会功利化，似乎高学历人才越多的单位越有竞争力，也更能得到社会和市场的尊重。于是，一些单位的领导就普遍提高了岗位学历要求，甚至前台都需要本科以上学历。

　　小程今年硕士毕业后应聘到一家国际教育机构，做市场助理。但是，她一天的工作都是高中毕业生就完全可以胜任的。比如：上午9点，整理票据，分门别类放好，锁在柜子里，交会计公司；10点，兑换货币，收到外币两包，装在文件袋里，须兑换成本国货币。下午2点，发快递两份，快递改为月结，领取快递公司单子及信封若干，存在书架上；4点，查找“1+2+1工程”中美院校，将中美双方院校分别标明，单存成Word文件。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假学历泛滥的问题呢？“那就是要建立一个高成本的诚信体系。如果你的欺骗行为一旦被人抓住，哪怕只是一次屡见不鲜的欺骗，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失去了信任，也就失去了前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说。

　　储朝晖也指出，要杜绝学历造假，全社会营造诚信的氛围最重要。在他看来，国内行政部门假文凭比较多，但行政部门是管理社会的，如果社会的管理者都在学历上造假，那么就会上行下效，影响社会风气。所以，只有从上到下形成“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风气，假文凭才会失去生存的环境。

　　面对诚信缺失的当下，公众人物的诚信状况无疑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表示：“人无信则不立。如果人没有诚信，那什么都不是。包括任何所谓的优秀商业领袖，也必须注重诚信。”

　　他揭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假文凭之所以泛滥，就是因为人们为了追求所谓的成功。在我看来，‘成功’这个词语就是毒药！它以教育之名，行‘毒’化社会气氛、‘毒’化人心、破坏多元价值观之实。”

　　同时，还要加强学历审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告诉记者，在高校、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中，一般不会出现假学历这种情况，而在很多企业、政府部门，假学历事件却经常发生。这是由于学术机构对学历的含金量很重视，对学历的审查也很严格。以他本人为例，9年前，当他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工作时，清华大学就把他的用拉丁文书写的哈佛大学文凭送到教育部海外学位认证办公室，由认证办公室委托美国有关机构加以核实审查。只有通过教育部的认证，清华大学才承认他的海外学历，也才会继续聘用他在清华大学工作。所以，今后企业在用人时除了考虑工作能力、工作经历外，还要加强对学历的审查，只有这样才能使假学历无藏身之地。

　　而严耕表示，要从根儿上来解决学历造假的问题，就要改变目前对人才的评判体系，比如在高校，教师的教学质量就应该主要取决于学生的打分，因为学生会从自身的收获来判定老师教学的好坏。对教师优劣、晋升的评定，不应找那些和科研无关的行政人员来判定，因为外行容易看表面，他看不出其中到底有多少“干货”，有多少创新、实用的科研成果在内，因为这些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不是仅仅靠出几本书、发几篇论文来界定的。

　　“改变对人才的唯学历论，就需要一种切实可行的体制来做保证。对人才的考核，不能仅仅靠个人或有相关利益的专家来评判，这样容易出现主观性，滋生腐败。只有营造一个全社会尊重真才实学的氛围，改变以文凭论能力的用人观，才能真正遏制学历造假之风。”石秀印表示。

　　我们的邻国韩国在2007年也发生过一件举国震惊的丑闻。时年35岁的青年才俊申正娥被破格录取，成为韩国东国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同时当选2008年光州双年展总监，是历来最年轻的总监。但之后，美国耶鲁大学证实申正娥声称从该校获得的美术学博士证书是假造的，而美国堪萨斯大学和堪萨斯州立大学也确认，申正娥所称的在这两所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均属伪造。消息传出，举国一片哗然。“申正娥事件”所暴露出的“举国唯学历”之风让韩国政府进行了深刻地反思，韩国政府在2008年上半年正式宣布，今后政府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在新人录用、升职、加薪方面，不再参考当事人的学历高低，保障所有国民都可以参加录用考试，取消对学历高的人加分制度。

　　邻国的做法恰如一面镜子，值得我国重新评估当前衡量个人能力和评价人才的标准。严耕表示，“对于博士这个头衔，大家都不要太迷信了，博士的学位授予以科学学位为多。其实，社会更需要的是专门人才，比如，MBA和MPA的专业学位，就没有设立博士学位。我个人觉得文凭最好多样化，实践最重要。”